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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22 伯夷，盗跖，龙应台 很久没有写东西了，偶尔看《史记》有感，遂做文如下，偶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之胸臆。 标题: 伯夷，盗跖，龙应台 我读《史记》之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推及当今中国，无不是现实之写照。 里面提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悖论性，深以为是，流传甚广的“好人一生平安”只反映了我们现实公义的孱弱，即现实世界未必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无助之下，只有寄歌词曰，“好人一生平安”，无疑于自欺欺人乎！ 太史公公元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疑问，“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里面提到一个叫盗跖的人（据说是柳下惠的弟弟），网上查询一番，竟然找到一篇孔子被人训斥的灰头土面的美文，即《庄子·杂篇·盗跖第二十九》。 盗跖据说在批孔的年代被用来做为强有力火药库，但现今社会和传统文化的断裂颇为久远（几十年时间就足以荡涤很多东西，诚如鲁迅语，’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大致很少有人传统文化有所了解了。所以我的一种观点就是，人类是及其健忘的。不过乐观的是，中国目下有一股读经运动的兴起，如果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尚为时过早，但能从汉唐之前，春秋战国的文化硕果里汲取一些积极的成分，这于人，于家，于国，我想，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现在来讲讲盗跖的事，在中国的长期文化传统里，大致把盗跖作为负面典型，相对应的正面典型是颜渊，这也不奇怪，毕竟儒家思潮长期占统治地位，这也难怪统治者把孔子尊为圣人，使其宗祀不绝，大抵是其御民之术深入为权者法眼。 网上有种说法说盗跖可能就是当时的起义领袖，也可能是山贼，历史的真相我不清楚。但这篇文章《庄子·杂篇·盗跖第二十九》还是很值得一读的，附录部分摘录的只是其中前半部分。当然其中可能包含当时庄子门派借盗跖之言贬损孔子的成份，但盗跖的话很有助于我们发散思维，更客观的看问题。其中孔子推崇的礼，义在盗跖看来，莫不是为名为利而已，只不过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而已，我们的现实世界也是这样，很多既得利益者掌握了话语权，说句俗话就是，公然的强奸民意。不管孔子是不是个卫道士，但宋代的朱熹可是儒家卫道士的代表人，人性之摧毁，可谓深矣。 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以批判的目光看待世界，例如主流和非主流，正统和非正统，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等等，就能获得更公允的理解。 这里推荐一下龙应台的文章“活的文化，死的理解”，委实好文，如果给当局者一阅，我想，对于所谓和谐社会建设，也是大有裨益的。 附录： 附录一： 史记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 史记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 让于虞舜，舜禹之闲，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 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 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 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頉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 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 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 “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 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 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弒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 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 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 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 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 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嗳不厌，而卒蚤夭。 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 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 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 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 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 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 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 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 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 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 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附录二：《庄子·杂篇·盗跖第二十九》 庄子·杂篇·盗跖第二十九》 孔子与柳下季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盗跖。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孔子谓柳下季曰："夫为人父者，必能诏其子；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诏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则无贵父子兄弟之亲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为盗跖，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窃为先生羞之。丘请为先生往说之。"柳下季曰："先生言为人父者必能诏其子，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听父之诏，弟不受兄之教，虽今先生之辩，将奈之何哉？且跖之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强足以距敌，辩足以饰非。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听，颜回为驭，子贡为右，往见盗跖。 盗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阳，脍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车而前，见谒者曰："鲁人孔丘，闻将军高义，敬再拜谒者。"谒者入通。盗跖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曰："此夫鲁国之巧伪人孔丘非邪？为我告之：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缪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子之罪大极重，疾走归！不然，我将以子肝益昼餔之膳。" 孔子复通曰："丘得幸于季，愿望履幕下。"谒者复通。盗跖曰：使来前！"孔子趋而进，避席反走，再拜盗跖。盗跖大怒，两展其足，案剑瞋目，声如乳虎，曰："丘来前！若所言顺吾意则生，逆吾心则死。" 孔子曰："丘闻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长大，美好无双，少长贵贱见而皆说之，此上德也；知维天地，能辩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众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称孤矣。今将军兼此三者，身长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齿如齐贝，音中黄钟，而名曰盗跖，丘窃为将军耻不取焉。将军有意听臣，臣请南使吴越，北使齐鲁，东使宋卫，西使晋楚，使为将军造大城数百里，立数十万户之邑，尊将军为诸侯，与天下更始，罢兵休卒，收养昆弟，共祭先祖。此圣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愿也。" 盗跖大怒曰："丘来前！夫可规以利而可谏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谓耳。今长大美好，人见而悦之者，此吾父母之遗德也，丘虽不吾誉，吾独不自知邪？且吾闻之，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今丘告我以大城众民，是欲规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长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尧、舜有天下，子孙无置锥之地；汤、武立为天子，而后世绝灭。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闻之，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由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 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子以甘辞说子路而使从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长剑，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身菹于卫东门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谓才士圣人邪，则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无以为身，下无以为人。子之道岂足贵邪？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 世之所谓贤士：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鲍焦饰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异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 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然卒为天下笑。自上观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贵也。丘之所以说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则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过此矣，皆吾所闻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走归，无复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论哉！" 孔子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芒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 归到鲁东门外，适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阙然，数日不见，车马有行色，得微往见跖邪？"孔子仰天而叹曰："然！"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头，编虎须，几不免虎口哉！" 附录三：活的文化，死的理解 活的文化，死的理解 作者：龙应台 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序言里，李慎之先生主要提出一个质疑：如果只以正统文化的观点了解中国，我们是不是遗漏了极重要的“隐性社会”而得到的并非真相或全貌？他说，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文化研究重新热起，但是学者们的研究角度可能仍旧“认为中国大体上是孔孟教化下的‘以仁为体，以礼为用’的礼仪之邦”，而事实上“中国还有一个历来被文人学士忽视的游民社会”，与官方的、正统的意识形态对立。要了解“真正”的中国，游民文化的深层结构不能不挖掘。 我不能不想起盗跖这个家伙。盗跖是个大流氓，黑道里的“大哥”，带着九千个小流氓，“横行天下，侵暴诸侯”；他抢人家的牛马，强奸人家的妇女，不顾自己的父母兄弟，甚至也不是什么劫富济贫、盗亦有道的罗宾汉。想以仁义礼教去感化他的孔丘找到他时，他正在煎人肝。圣人和强盗交锋的结果是可以想象的：盗跖威胁他，“再不滚开就把你的肝也挖来煎”。孔丘面如死灰地落荒而逃。 孔丘的价值和史观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正统，但是盗跖——别说他是寓言人物，寓言往往比所谓事实还要接近真相——难道没有属于盗跖的价值系统和史观吗？显然有的。他认为孔子“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大哉斯言！用现代的语言来说，监狱里的抢劫犯也许只盗了数得出的钱，高居要职的达官贵人袁世凯们所盗的可能是整个国家。谁是真正的大盗，得看用的是谁的标准。 盗跖的史观也是偏离正统，令人咋舌的。“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以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盗跖自己是个无恶不作的暴徒，却称他人为“乱人之徒”，而且俨然自成逻辑，理直气壮。 一个道德家或许必须在孔丘和盗跖之间做一个谁是谁非的抉择，可是一个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任何一个文化研究者，如果只知有孔丘而不知有盗跖，他对文化的认识一定是片面的，可疑的。但是倒过来说，如果只知有盗跖而不知有孔丘，结果恐怕也是一场灾难吧。而中国历史上只承认盗跖不承认孔丘的时代可并不少。不知慎之先生是否同意，真正的问题或许并不在于居正统地位的中国文人学士忽略游民文化的重要，而在于，正统地位其实常常易位；当游民本身变成统治者时，文人学士反而变成被踩在脚底下的“隐性社会”。杜亚泉的解析实在一针见血，他说，游民取得政权后就贵族化，再建贵族化政治，而这里所谓“贵族”性，就是“凡事出于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人皆贱”（录自王元化先生《思辨随笔》）。所以在政治史上，贵族文人与游民痞子轮流占据所谓正统地位；前者统治时，游民文化当然被排斥在正统之外，但是后者统治时，游民价值独霸主流，倒过来压制知识传统，以文人为“贱民”。盗跖这个甲级流氓在文革时不是被捧出来作为批孔的造反英雄吗？孔丘在二十世纪不是果真变成了“盗丘”吗？ 如果这个理解是正确的，那么“文人学士忽略游民传统”就不是问题的症结了。问题的症结在中国人对于“正统文化”的窄化和独霸。问题的症结在统治者，不管是痞子还是贵族，只允许一种正统的解释，而知识人，包括慎之先生所关心的文化研究者，因为长期被剥夺质疑的权利，逐渐失去活泼批判、理性颠覆的能力。正统文化的内涵成为一潭活水不入、风吹不动的死水。 死水只有一个发展方向，就是鱼烂、腐化。贵族统治走向极端，我们就看见整个社会的僵化。龚自珍所观察的中国是一个“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闯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农，廛无才工，衢无才商”的绝对平庸的社会，连应该是最泼辣狂野的游民，譬如妙手神偷和江洋大盗，都被驯化成委琐的偷鸡摸狗之徒。游民或痞子意识的统治走向极端，我们就看见知识分子的家畜化；“今之为士者，以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即使是今天，我相信没有中国的读书人读明朝廷杖的叙述能够无动于衷：“宣读毕，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右不得动，一人缚其两足，四面牵曳。惟露股受杖。头面触地，地尘满口中。受杖者多死。”知识分子集体性地受凌辱受虐杀，难道不是货真价实的中国“正统”文化、“正统”历史的一部分？ 生于奥地利的哲学家卡尔波普曾指出，与其说基督教塑造了西方文化，不如说反基督教塑造了西方文化。文艺复兴以后的自由主义思想基本上来自西方人自己对基督教价值的反抗和反省，一种正统的偏离而又自成正统。套用波普的说法，那么与其说儒家正统就是中国文化，不如说反儒家或非儒家——包括极重要的游民文化和痞子政治——塑成了中国文化的面貌。俗语说，没有两面不成一个铜板。 李慎之先生所试图提醒的正是与所谓“儒家正统”对立的文化的重要，譬如各种类型各个时期的游民。我所提出的问题只是：被忽略的也许不只是一个特定的游民文化，而是任何不见容于既成“正统”的文化，而中国人对“正统”的理解何其狭窄。观察敏锐的他当然很清楚，与“正统”对立的文化还有许多别的层次；相对于征服者有被征服者，相对于儒家有反儒和非儒，相对于知识菁英有草根阶层，相对于汉族本位有少数民族意识，相对于男性父权主宰有女性观点，相对于严肃的有通俗的，相对于中央集权有地方性格，相对于中国中心论有比较文化学，相对于大陆文化有海洋文化。也就是说，对任何一个所谓中心，都有某一个边缘的存在，时时刻刻挑战“中心”的正统性与正当性。一个对专业诚实的文化研究者必须随时准备跳出意识型态的框框，挣脱历史传统、惯性思考的束缚，用新鲜、大胆、批判的眼睛重新理解自己的文化。对“正统”，在接受的同时不能不持以最大的怀疑。 唐人传奇里头有一个故事是使我心惊肉跳的，冯燕，说是游侠好汉，当然也是个流氓。听说市场有人为钱争吵，他赶去主持“正义”，把他认为不对的人当场就给宰了。路边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人，就勾引了她，夜里与她同眠。女子丈夫正巧归来，冯燕急急躲避，女人用裙摆遮他。他的头巾落在地上，在一把刀旁。女人把刀交给冯燕，暗示其杀夫；冯燕大概有几秒钟的考虑吧：他一刀将情妇的头砍了下来。 女人的丈夫被当作凶手，要受刑时，冯燕挺身自首。结果不仅丈夫和冯燕都免刑，整个滑城得到大赦。英雄冯燕杀女救夫的“义行”在无数的民歌里得到赞颂：“此君精爽知犹在，常与人间留炯戒”；“万古三河风义在，青简上，众知名”；“燕杀不谊，白不辱，真古豪矣！”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有冯燕的角度：他毙了一个对丈夫不忠的女人。我们有丈夫的角度：他被妻子背叛，而且受到莫大的冤枉。我们有官府和社会大众的角度：淫妇受到了应得的惩罚，正义得以伸张。但是女人的角度在哪里呢？丈夫经常殴妻，这个男人是否值得她忠实？冯燕爱她又杀她，难道不是对真情的出卖？社会片面地拥抱男性英雄，难道不是彻底地蔑视了女性的基本人权？整个事件如果由女人来叙述，会变成什么样的事件？中国文化和历史，如果把女性的视角认真考虑进去 ———不只是把潘金莲倒过来写一写——会不会黑的变白，白的变灰？ 西方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两千五百年前，和庄子一样，也思索过历史和文化上多重角度的问题。在他的《希腊波斯战争史》里凑巧有个希腊版本的冯燕传奇。坎道列斯国王崇拜自己妻子的美艳，希望最信任的宠臣兼朋友巨吉斯也能目睹妻子美丽的裸体。巨吉斯不愿意僭越，但国王坚持。经过安排，巨吉斯果真窥视了皇后的身体。皇后发现了，认为这是对她极严重的冒犯——显然女人的裸体只能由一个男人享受。于是她交给巨吉斯一把匕首，要巨吉斯去杀了国王，否则就得自杀。 希腊的巨吉斯和中国的冯燕一样，手里拿着一把刀。愣在那儿考虑究竟该对谁忠实、对谁背叛。巨吉斯的决定是这样的：他杀了国王，娶了皇后，掌了王位。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巨吉斯“稳稳地统治了全国”，长达38年。 奇怪啊，相似的处境里，希腊人和中国人反应如此不同？！冯燕社会里的所有的价值观没有一样在巨吉斯的社会里可以用得上。巨吉斯为什么不杀了皇后来维护男人与男人之间的道义呢？国王的属民为什么不起来围攻“奸夫淫妇”呢？皇后这个女人又凭什么如此自信自负呢？ 是不是我们整个历史文化都可以换一个角度来重新叙述？ 显然希罗多德是这么认为的。他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大流士王召集了一批希腊人到宫廷上，问他们，什么代价可以使他们愿意去吃自己父亲的遗体；希腊人说，不可能，没有任何代价能让他们去做出如此可怕的勾当。同时，殿前有一批印地安人，这个部落的印地安人是以吃父辈遗体为风俗的。大流士问他们，什么代价可以使他们愿意将父亲的遗体火化（希腊人火化遗体）。印地安人大惊失色：不可能，没有任何代价能让他们去做出如此可怕的勾当，想都别想。” 希罗多德的评语：“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回事。”语调冷峻而深邃，却散发着历史学家最大的魅力。 大流士时代的希腊人和印地安人在时间的巨流里，经过战争和迁徙、屠杀和联姻，逐渐熔成了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就譬如汉民族的血液里有数不清的异族因子。那么究竟是把父亲的遗体吃掉还是把父亲的遗体用火烧掉才“应该”是正统呢？希罗多德的意思是，两者有同样的分量与权利，或者说，两者的价值观是一个 ——对父亲要尊敬，只是表达尊敬的方式不同。但是任何一方都没有权利独霸正统而排斥另一方的表达方式。 诗人席慕蓉说，小时候学校里教唱岳飞的“满江红”，每唱到“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她都觉得坐立不安，心里难受，她是个蒙古人，对历史，自然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感觉。 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中国有一半是女人，她们对决定什么是正统，什么不是正统，有多大的发言权？中国有五十多个民族，我们认识其中多少个民族的感觉和角度？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我们是否努力过以农民的视角为视角而不把偶尔下乡的知识分子的解释接受为唯一的解释？中国的社会底层有数不清的民间宗教，包括各形各色的所谓“邪教”，在知识分子的文化论述里，它们又占了多少比例？所谓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所谓经典和野狐禅，标准是谁定？在品味的形成过程里，有多少“权力”以知识的面目出现？或者说，知识就是权力，但是权力与霸权之间是不是有一个界线？如果知识贵族当道，我们就看不见庶民，而当痞子做霸王时，知识价值就被践踏，所谓文化正统只是版本不同的愚民手册——这样的文化正统我们要它干什么？ 像大流士王一样吧，把一个饱学宿儒，一个背上系着婴儿的妇人，一个苗族老人，一个贵州农民，一个一贯道的信徒，一个残障者，一个梁山泊的抢匪，一个北京的同性恋者，聚集在一起，让他们分别描述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文化，我们所得到的答案，可能距离我们今天所挂在嘴边的“正统”很远，很远。这么做，正统变成一个极端复杂的东西，可是比较接近真相。问题当然在于，我们对于真相在不在乎。不在乎真相的民族，可以满足于简化的半真半假的东西。 文化是一条滚滚大河，里头的主流、支流、逆流和漩涡彼此冲激撞击才造成河流的面貌。只有一潭死水是没有逆流的，只有死了的文化是没有逆向思维的。中国文化是什么我也许还不清楚，因为它太多元、太丰富，但是我知道，它绝不是一潭死水。 2006/10/5 长尾(the Long Tail) 英文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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